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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中國式PPP》

      序  言

       

      中國式PPP歷經三十多年跌宕起伏而百煉成金

       

      2014年到2017年,每年我都要出差240天以上,其中一半以上是去給各級地方政府領導干部講授PPP。這其中既有在中央黨校和住建部市長研修學院的授課,也有在省廳委辦組織的培訓、市縣中心組的集體學習的講課。通過講課,我把對PPP的觀察和思考分享給了各級領導。在我國,政府控制的資源最多,地方政府是PPP推廣和PPP項目實施的關鍵角色,政府官員對PPP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PPP的成敗,因而對他們進行培訓是社會效益最大的一項工作。在此期間,我和大岳咨詢的高級管理團隊接受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及主流財經媒體的采訪超過1000次,在采訪中我們不斷的分享對PPP政策、PPP項目觀察和思考的心得體會,努力為中國PPP的平穩健康發展盡綿薄之力。2018年以來PPP的深度調整使我們更加冷靜的思考了PPP發展問題,現把這些觀察和思考整理出版這本《論中國式PPP》與更多的從業者進行分享。

      2014年我在《從中國PPP發展歷程看未來》一文中將自上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以來PPP在中國發展分為五個階段:探索階段(上世紀80年代中期~1993年)、試點階段(1994年~2002年)、推廣階段(2003年~2008年)、反復階段(2009年~2013年)和普及階段(2014年至今)。我從1994年開始研究PPP并運作PPP項目,在調研探索階段中央和地方PPP實踐的基礎上,深度參與了后四個階段PPP相關工作,從而有機會長期近距離觀察中國式PPP的發展歷程。PPP在中國的發展過程是PPP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一方面社會資本以國有資本為主,通過規?;?、專業化和市場化打破公共服務的地域壟斷,實現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以PPP為改革動力,不斷攻堅克難,徹底解決體制機制障礙,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不是以私人資本為主的,我國國企參與PPP不排斥私人資本的參與,擴大了PPP的適用范圍。

      2014年PPP進入普及階段之后,我越來越意識到,PPP在中國忽冷忽熱,總是在關鍵時刻被想起和需要過段時間又被冷落或放棄,主要原因在于各方對其認識不夠,做好中國式PPP需要對PPP進行深度思考。政府、咨詢公司、社會資本、金融機構、學者、媒體站在各自的角度,或多或少都進行過思考。其中,咨詢公司的思考很重要,作為銜接PPP各方主體的樞紐以及項目推動過程中利益相對中立的一方,咨詢公司的思考不僅可以為政府、社會資本和金融機構提供項目決策層面的參考,還可以直接為中央政府進行PPP的頂層制度設計提供事實基礎和決策依據。與此同時,咨詢公司作為PPP的實踐者還能為象牙塔里的學者構建中國式PPP的學術理論提供調研素材和課題支撐。

      古話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無論是政治制度、央地關系、政府治理、法律基礎、契約精神,還是所有制結構、資源稟賦、社會文化,中國的情況都與英法等國迥異。這就決定了中國的PPP一定是中國式PPP,而不是英國式或者法國式PPP。研究國外的PPP起源、發展歷程和制度現狀之后,我們發現世界上沒有兩個國家的PPP是完全一樣的。必須承認,在我國幾十年推進PPP過程中,崇洋媚外的情況是存在的,個別從業者總想照搬國外(例如英國)的PPP概念、法規、政策、操作方法甚至評價體系,總是想拿中國PPP的發展模式與國外PPP對標,一旦出現不一致的地方,就對中國PPP的發展道路提出質疑并輕易否定,這造成了中國PPP發展忽冷忽熱。同時還導致中國式PPP一直低位徘徊,沒有實現螺旋式上升,至今未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政策架構。冷靜想想,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外PPP還有什么本質和核心的東西我們不知道呢?是不是常常出現我們學會了他們的東西,可他們卻已經變了的情況?國外所引領的PPP潮流符合中國的國情嗎?中國式PPP進入普及階段后,在數量上躍居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國家的PPP項目數量能夠達到中國的十分之一,這是任何其他國家從未經歷過的發展歷程。僅僅踩著別人的腳印已經不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固然需要學習借鑒國外的PPP經驗,但我們更需要認真總結和思考中國的PPP實踐。

      2014年,我有機會見到中央領導并提交了《當前做好PPP工作的十點建議》(下稱“十點建議”),這是我們對2013年以前PPP在試點階段、推廣階段和反復階段經驗教訓的梳理和總結。其中,第一條建議就是要認真總結既往PPP項目的經驗教訓并加以借鑒和推廣,這樣做可以使我國PPP的發展少走彎路?;谶@個想法,我們聯合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從2014年到2015年連續舉辦了12期《中國PPP沙龍》,每期分享一個經典的PPP項目案例。后來國內的很多PPP從業人員,包括報道PPP的新聞記者,都是從參加PPP沙龍開始逐漸進入并熟悉這個領域的。我們無法評估這項工作對后來幾年PPP的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但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這種經驗的傳播和引導,中國的PPP不會有那么快的發展。

      《十點建議》最后一條提出,PPP涉及面廣,需要調整體制,各級政府應逐步適應,必須循序漸進、控制節奏。實踐中,普及階段PPP的發展還是太快了,項目數量每年都以超過100%的速度增長,我們的這種分享很難滿足PPP發展的需求。雖然PPP的效果較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經濟政策都好,但不得不承認,PPP在發展過程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遇到了發展瓶頸。近幾年,我每年都會去肇慶參加全國環境上市公司年度峰會,2019年我在會上談了PPP與民營企業陷入困境之間的關系。針對很多人認為是PPP傷害了民營企業發展的觀點,我認為除了自身管理水平和能力不足外,不是PPP本身使民營企業陷入了困境,而是PPP的政策反復打亂了民營企業的預期,導致民營企業的經營遭遇困難,而PPP本身也是這種政策反復的受害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識問題,能不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將直接影響決策者能否采取合理的政策,以及民企能否采取正確的經營策略。對PPP的正確認識可以讓各方都少走彎路。

      應主流媒體之邀,每年我都會寫一篇PPP年終感言,這些文章反映了我對當年PPP發展的觀察和對下年度PPP發展的思考?;剡^頭看,這些年的觀察和思考基本是準確的,對行業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最典型的就是關于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費價改革的建議。如果費價改革不能建立起誰受益誰付費、收費水平與成本掛鉤的機制,僅靠財政資金的力量是很難支撐起中國城市化進程對公共服務的持續需求的。這個問題我在2016年底的年終感言里就提了出來,之后2017年到2019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一直低位運行,是難得的進行價格調整的窗口期。如果在這段時間能夠啟動費價改革,那么一旦后續財政收入增長進入下降周期,財政資源可以更加聚焦于為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不僅可以解決PPP的發展問題,也能夠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窗口期一旦錯過,再要推動這類改革將會增加困難,但還是必須要攻堅克難。

      2016年底,在《PPP已走過順風順水的階段,政府、社會資本都將遇到新問題》一文中,我指出,PPP經過三年順風順水的高速發展,原有資源和利好已經消耗殆盡,后面將進入瓶頸期,進入一個問題集中出現的階段。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過了2017年PPP就會遇到瓶頸,不僅政府方會遇到,社會資本方也會遇到。PPP會倒逼政府改革,特別是費價制度改革,改革到位了PPP才能發展得比較好。

      2017年底,在《2018 PPP:完善政策與攻堅克難》一文中,我提出,2017年底財政部發布財辦金〔2017〕92號文、國務院國資委發布國資發財管〔2017〕192號文和人民銀行等推出資管新規征求意見稿標志著從2014年到2017年的PPP高速發展階段的結束。政策制定者的本意是希望從2018年開始PPP的發展可以進入平飛階段,能夠行穩致遠。但這樣一場規模宏大的實踐從起飛階段進入平飛階段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技巧,而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是PPP出現自由落體式降落。有關部門不應該簡單地、削足適履地使用以前的政策對PPP進行規范,而應認真總結這四年的實踐,先對PPP相關政策進行完善,再用完善后的政策去規范和指引PPP的發展,這樣才能將對PPP階段轉換的沖擊降到最低,才可能使PPP實現平飛。同時,我提出,這幾年PPP的發展遇到了一些系統性的問題,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費價體制改革問題、現有項目資本金制度與PPP的兼容性問題、PPP項目庫的去行政化問題、推動PPP實現真正的項目融資的問題以及強化可行性研究階段對項目必要性論證以防止無效投資等問題。PPP的行穩致遠需要在這些領域采取攻堅克難式的改革措施。我還提出,對PPP不能過于吹毛求疵。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很難做到面面俱到、萬無一失。相比其他政策,PPP在實施過程中已經實現了制度迭代和不斷優化,只是這項制度仍然有不斷完善和不斷改革的空間。

      2018年底,在《2019年PPP將成為長盛不衰的政策選擇》一文中,面對2018年PPP經歷史上最嚴苛的“審計、督察、整改”之后的消沉,我提出,在經歷了2018年降杠桿和貿易戰之后,我國經濟工作重心已經轉向了“六個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和穩預期。這其中穩投資具有基礎作用,而PPP因其投資市場化水平高、透明度高、推動治理現代化等明顯優勢將勝過其他政策而成為穩投資的首選,特別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推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背景之下,應該打通PPP與專項債結合的通道,充分發揮專項債的資金成本優勢和PPP的項目管理優勢,解決專項債的項目儲備不足、項目論證不完備、項目管理不精問題和PPP的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從而發揮財政工具的合力。此外,專項債和PPP相結合,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制度頻繁換道和政策分割的成本,給予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各方以政策連續和穩定的合理預期。發揮專項債和PPP的共同優勢,能夠激發地方政府、社會資本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的積極性,不僅能穩增長,還能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2019年底,我連發了兩篇年終感言。在發表了《2020,把前門PPP開大一點》之后,我又寫了一篇《回顧2019,祝福2020》。文中強調,盡管PPP已經不再被誤傷為隱性債,但與另一個“開前門”的工具——地方政府專項債相比,PPP的發展環境和監管環境仍然過于嚴苛。PPP政策在2018~2019年的突然收緊,嚴重打亂了參與PPP的民營企業的市場預期,導致民營企業出現了普遍性的資金緊張和經營困難。同時,即便有專項債的大規模發行,基建投資規模仍然出現了斷崖式下降,開大PPP的前門已是當務之急。而開大PPP前門不是簡單的增加PPP項目,而應至少要解決PPP與專項債的結合問題、民企存量PPP項目的融資問題以及地方政府存量資產在化解債務過程中的作用問題;開大PPP前門還需要攻堅克難,解決限制PPP發展的深層次、系統性體制機制問題。迎難而上,PPP才能百煉成金。

      進入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改變了大家對2020年的預判。我在2月份發表了《疫情不會對PPP產生過大不利影響》一文,核心觀點是,盡管PPP發展仍然會比較艱難,但這應該與疫情無關,是過去兩年其被作為隱性債務誤傷的結果,也許疫情會成為結束這種誤傷的契機。參考后SARS階段政府采取的經濟刺激策略,為了減小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并補齊疫情本身暴露出的公共服務方面的若干短板,加大基建投資將大概率成為政府的政策選擇,因此基建的規模很可能比不發生疫情的情況下要大。大多數PPP項目都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基建大發展,一般來講PPP的機會就自然會增多。同時,我再次發出呼吁,中央政府應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支持PPP發展,并解決專項債和PPP結合的政策問題。在此基礎上,加快改革、攻堅克難,使PPP上一個新的臺階。

      大岳基礎設施研究院直接從事PPP的認識論、法規政策、操作流程優化相關的研究工作。2017年底,PPP經歷了四年的高速發展后,在防控金融杠桿的大背景下,財辦金〔2017〕92號文使PPP從高速發展狀態突然進入冰凍期,國資發財管〔2017〕192號文和人民銀行等推出的資管新政征求意見稿則使PPP雪上加霜,業內討論PPP的聲音幾乎銷聲匿跡。在PPP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大岳研究院在2017年年底及時舉辦了第一期高級別PPP政策沙龍,邀請中央主管部門、央企、民企、金融機構的相關負責人共同評估上述三項新規疊加對PPP的影響、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PPP受到抑制之后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由于這期沙龍效果很好,大岳研究院在2018年年初應中央主管部門要求又舉辦了第二期高級別PPP政策沙龍,專門聚焦于PPP項目資本金專題。會后,大岳研究院在沙龍討論成果的基礎上形成了三篇文章:《中國式PPP的使命與出路》、《從PPP到PE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本質探究》、《提質增效背景下PPP項目資本金制度的反思與重構》。三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分別以《PPP的本質及管控建議》、《提質增效背景下PPP項目資本金制度的反思與重構》為題發表在《中國財政》上,并通過新華社內參上報中央高層。倫敦大學學院PPP專家張倩瑜教授2019年在大岳作訪問學者期間閱讀這三篇文章后,將其稱為“中國式PPP大岳三論”,并撰寫《評大岳PPP市場改革三論》向國內外讀者推薦。2018年年中,PPP在政策面曾經一度有所回暖。然而,在清理隱性債、審計督查的高壓之下,從2018年一直到2019年四季度,PPP的市場狀況仍然每況愈下。到2019年底,有關各方(特別是民營企業)都喪失了對PPP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大岳研究院針對PPP項目的運作流程如何優化這一有助PPP發展的專題組織了第三期高級別PPP政策沙龍,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新建項目PPP運作流程優化探討》、《中國式PPP愿景分析》兩篇重磅文章,其中核心觀點以《PPP愿景:在“公平+效率+活力”中克難前進》為題發表在《中國經濟導報》上,并獲國家發改委中國發展網、PPP導向標和財政部PPP中心官方公眾號“道PPP”全文轉載。

      由此,在系統性觀察、思考和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形成了中國式PPP六論:

      一論PPP—《從PPP到PE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本質探究》。我們提出,要深刻理解PPP的本質,必須回答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當下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下稱“政社合作”)與多年前我們引以為據的西方經典PPP有什么區別?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和國情之下,衡量政社合作成敗的尺度是什么?我們認為,國有企業作為社會資本,其在政社合作項目中的風險管理和爭議解決機制與經典PPP中的私人資本有本質區別,這導致國企參與的項目的運作邏輯與私人資本參與的項目出現顯著差異。因此,中國的政社合作發展到今天更適合用PEP(Public-Enterprise-Partnership)來概括,作為社會資本一方的Enterprise既包括了屬于私人資本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包括了央企和地方國企等國有資本,還包含了混合所有制企業。不同于PPP主要作為融資工具,PEP的大規模和大范圍應用決定了其已經成為一種宏觀層面的經濟政策。PEP相較以往的政府投融資政策而言,在透明度、競爭性、效率性和決策科學性方面有顯著進步,目前看來還沒有更好的、更成熟的政策來替代它。完善PEP有助于立足我國國情,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其他社會資本的資源,推動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走入螺旋上升路徑,而摒棄PEP、囿于傳統PPP的邏輯來討論和運作政社合作則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

      二論PPP—《中國式PPP的使命與出路》。我們提出,只有清醒地認識中國式PPP的本質,才能出臺切實可行的管控政策。中國式PPP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投融資工具,而是上升為一種經濟發展方式、一項經濟政策。相應的,評價中國式PPP不能就PPP論PPP,而應與近年國家推出的各項經濟政策進行比較,例如土地財政、平臺融資、政府購買服務、專項債等。決策者要選的不是一個毫無瑕疵的最優政策,而是負面作用最小的經濟政策。PPP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體現了我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開放性和民主性,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是,必須客觀的看到,雖然PPP入庫項目累計投資額一度接近18萬億,但入庫和實施是兩個概念,實際進入執行期并順利完成融資的項目每年不超過一萬億,沒有給地方政府帶來隱性債務的風險??梢?,把PPP看作是隱性債務是一種誤判,只有公平、客觀而不吹毛求疵地評價PPP,PPP才有出路。

      三論PPP—《中國式PPP愿景分析》。我們提出,2014年以來的大規模發展已經使PPP上升為國家經濟政策,未來其將進一步變成國家治理理念的組成部分,具體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PPP將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手;二是PPP將成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高質量發展方式;三是PPP將成為國有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源泉;四是PPP將成為金融業以市場化的方式服務基礎設施投融資的助力器;五是PPP將成為提高政府專項債券使用效率的好幫手;六是PPP將成為相關行業全面提升專業能力的帶動者。為了實現這六大愿景,PPP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監管,二是實現市場充分競爭,三是保持政策彈性和穩定性,四是要加快價格和收費制度改革。

      四論PPP—《新建項目PPP運作流程優化探討》。我們提出,PPP項目的運作流程順暢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各方的權責能否理順,對PPP的規范運作和效率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在新建項目PPP的運作過程中有兩個很重要也很敏感的環節值得商榷,一是可研的審批通過是實施方案編制和審核的前置條件,二是PPP項目必須完成定量物有所值評價后才能進入采購環節。我們認為,對于PPP項目而言,項目不僅對政府方應該是可行的,更應該對項目業主(社會資本)是可行的。社會資本選擇過程是社會資本和政府之間的博弈過程,能夠起到優化項目建設方案、運營方案、融資方案的作用,是可行性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此,在前期立項階段不可能完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應由政府實施機構編制項目建議書或預可研報告,將社會資本投標時最關心的事項定下來,并作為后續實施方案和兩評的依據,也作為社會資本編制投標文件的參考資料。在采購社會資本的階段,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來論證和評估項目實施的必要性、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為最終完成可行性報告創造條件,因此,可研批復的時間點應在選定社會資本之后。在《十點建議》中我們建議定量物有所值評價不宜作為PPP的決策依據,2019年英國已取消了PPP項目定量物有所值評價,實踐中我國PPP項目定量物有所值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建議弱化定量評價的作用,可以將物有所值評價并入實施方案以簡化項目流程。政府管控環節優化以后,項目參與方出于應變需要而產生的輸送建設利潤等隱形環節就容易理順,從而使PPP的運作程序更加合理。

      五論PPP—《提質增效背景下PPP項目資本金制度的反思與重構》。我們提出,中國的項目資本金制度是政府控制投資規模和投資風險的一種行政手段,在實踐中沒有嚴格執行,實際的項目資本金只有政策要求的幾十分之一,即1%左右。如果現行的項目資本金制度嚴格適用于PPP項目,資本金需求將提高二三十倍,會造成項目資本金沉淀、退出機制不暢。監管層面禁止小股大債、限制央企的名股實債再疊加資管新規對資管產品投資于股權的嚴格限制,將導致資金的剛性需求被進一步強化,但資金的供給端卻被迅速收緊。兩重夾擊下, PPP將迅速萎縮,各種政府違規舉債手段可能又將卷土重來,幾年的改革前功盡棄,這將是中國經濟的不可承受之重。為保證公共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降杠桿的監管手段需要以科學化和精細化的標準來制定和實施,需要給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留出合理的資金運作空間??茖W合理的控制宏觀杠桿率,要求監管在有效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適當減少實體領域的行政性手段,讓市場主體通過管控各自風險來決定資本金等問題。

      六論PPP—《政府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與PPP》。在本書組稿之際,《政府投資條例》出臺。我們認識到,理順PPP與政府投資模式之間的關系很重要。我們系統梳理了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主體的演變過程,分析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當地公益類國企和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社會資本及其使用的投融資模式的市場化水平和風險分擔規律。重點分析了地方國有企業模式和PPP模式在底層邏輯和實踐運作中的差異,揭示了PPP模式在投、建、營效率上優于傳統的地方國企模式的根本原因。我們建議中央政府在積極推廣專項債這一融資工具時,不應僅強調用行政手段配置資金而使專項債只能依賴于地方本級國企運作項目,而應當讓市場在資金配置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積極探索把專項債的應用擴大到PPP,以避免出現投融資工具和投融資主體之間的低效率配置。通過專項債和PPP的結合,可實現各種基礎設施投資模式的均衡發展,能夠使地方政府在清晰的規則之下根據本地發展的需要選擇投資模式及其組合,將專項債這一地方政府投融資工具和PPP的市場化主體和市場化運作模式結合,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效應,實現政府基礎設施投資的物有所值。

      大岳咨詢高管團隊作為PPP的一線參與者也一直在進行觀察和思考。為了使項目取得好的效果,他們的思考和做法有很多更貼近項目實際。比如,2018年,他們觀察到中國PPP的發展已經逐漸進入“后PPP時代”,各方對PPP績效管理、合同管理以及爭議解決的需求快速增長。于是,大岳咨詢在2019年2月啟動了PPP項目績效管理公益培訓,全年在北京、武漢、成都、杭州先后舉行了五期公益培訓,向將近2000名政府官員、社會資本、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傳播了大岳咨詢對PPP績效管理的思考和解決方案,并分享了大岳咨詢過去20多年間在項目管理、爭議解決方面的實操經驗,培訓效果得到了學員的充分肯定。又比如,他們始終關注PPP咨詢工作如何更好的開展才能為PPP保駕護航的問題。前幾年PPP剛開始大規模推進的時候,政府沒有對PPP咨詢公司設置門檻,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造成了大量劣質和爛尾PPP項目;近年又刮起了PPP咨詢概念風,好像換個概念就能解決現實中的一切問題。實際上,不是這些概念不對,而是不能用概念來忽悠,咨詢能否成功落地產生效果,不是靠咨詢概念的簡單轉換,而是要看實際項目對咨詢工作有沒有需求、如何能提高咨詢的質量。大岳高管最有意思的觀察是關于PPP主管部門的問題,在一次大岳管委會會議上大家討論的結果是:中央沒有確定財政部還是發改委主管PPP是本輪PPP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兩大部門為了成為主管部門在五六年時間里一直努力研究PPP問題、推動PPP工作,涌現出孫曉霞、焦小平、韓志峰等一大批思想開放的專家級官員,他們重視調查研究、認真聽取專家意見和建議、誠懇接受媒體監督,中央層面沒有出現權力變現的現象,這種“競爭”使PPP充滿了活力和正能量。

      我們還積極引導青年學子觀察和思考PPP。2016年大岳成立20周年時設立了“大岳PPP畢業論文引導計劃”,每年資助36名來自全國主要研究PPP高校的學生撰寫PPP論文,計劃五年資助50多所院校的180人。引導計劃實施以來,實際參與申報的超過500人,關注的學生超過10000人。

      2015年參加中英經濟財金對話代表中方發言的最后,我說:PPP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必然會遇到很多問題,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解決問題往前走,而不能往后退。馬凱副總理總結時表揚了我。中國式PPP已經發展到了普及階段,這是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此對中國式PPP進行深度觀察和思考是從業人員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只反映了中國式PPP的一個視角,不代表我們對政策的解讀,也一定會存在不足之處,其中任何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政策建議僅供有關部門未來完善政策時參考。本次總結這些觀察和思考并出版,希望能引起政府、社會資本、金融機構、學者和咨詢業同行的思考,能夠推動對中國PPP本質的全方位認識,使PPP在未來發展過程中行穩致遠。我們相信,中國式PPP從引入時僅僅作為一種項目融資模式到目前已經成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未來一定會在與其它經濟政策的比較中顯示出競爭優勢而成為國家治理理念的有機組成部分。

      正如英國的PPP對我國PPP起到了借鑒作用一樣,中國式PPP經驗未來也會對其它國家的社會進步起到借鑒作用。當然,正如我們不贊成自己照搬英國的PPP一樣,任何國家推進PPP都應考慮本國國情,我國企業到任何國家參與PPP項目也都不同于在國內做項目,需要適應當地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法律、經濟等環境。我們愿意與PPP各方參與者一起繼續觀察PPP、思考PPP,共同為形成中國式PPP完善的政策體系和完整的理論體系添磚加瓦,推動世界PPP理論和政策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金永祥

      2020年5月